文九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聊聊《北平无战事》

写在前面:一部北平,能说的太多。今日之评论,且不论北平与历史的契合度究竟有多少,也不论作品的意义是否真的在于借古讽今,只是单纯地就文艺作品本身来谈一谈北平无战事,言语有失偏颇之处,还望海涵包容,但指正批评,甚为欢迎。


一、文化人的两难

选择了不选择——梁经纶

一袭长衫,文人之气尽显。

满腹经纶,博学而又忧郁。

这个“才大心细,明善诚身”的学者,却抱着理想主义的热望走在现实主义的大道上,结果就只能是一路碰壁。

因为他从来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其一,于国而言,他有着宏伟、崇高而又虚妄之理想。

留学归来的梁经纶,确是满腹经纶。

作为燕大教授的他,通晓经济规律,了解数百万人的性命,仅系于几人之手。亦深知国民政府之贪腐已深入根系,难以回还,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难以自救,却仍祈望凭着一腔热血,为经国先生筹划“币制改革”之大计,意图挽救北平民众于水火之中。

记得当初何孝钰问他为什么要争取方孟敖时,他说:为了饥寒交迫的人民。

而后来面对方孟敖的党派之问,他也是回了这样一句话:“不要再去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

这些话,可以想见他搅入政治时的初衷。

犹记得当徐铁英在众位学生面前追问他的身份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极其低沉而义愤的声音背诵着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梁经纶脑海中其实存着自己构想的一个新中国,他期待着能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使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之中华民国。可惜的是在经济与政治浑然一体的一九四八年,他的这些构想,全是空想的虚妄。

 

其二,于己而言,他置身于政治与理想的两难之中。

他说自己不懂政治,却又集数重身份于一身。尽管周旋于两党之间,可能是起源于经国先生的“知遇之恩”,但也不得不说是一种个人选择。“国士待你,国士报之”,这话不错,可难酬之恩莫受,学识广博的梁先生却偏偏忘了这一点。

在学联中从事斗争工作的梁经纶,心里其实很清楚,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何其无辜,可时运如此,每个人都不得不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很多事情他无力阻止,甚至还是他的有心推动,但一句“保护他们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却又道尽了这个人物的坚守与无奈。

 

相比于其他人而言,梁经纶的政治立场其实是有些含糊的。

他修习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又熟读萨特的诗歌,还受着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熏陶,这样的文化涵养,决定着他不可能只是一个政党的应声者。所以当曾可达对他说,要相信组织,相信建丰同志时,他回以一句:我相信我的选择。

木兰死后,他在电话中对建丰同志说的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如需流血,愿从我始”也不大像是表忠诚,而更像是诉抱负。

在与徐铁英的对问之中,他那番痛斥党国的言论,也表明了他的思想其实从来不附和哪一个组织,而是应时而变,并且是那样深刻又透彻。

 

私以为,与其说他属于某个政党,倒不如说,他一直在追逐着自己的选择。

而在这漫长的追逐之中,他不仅受着两个党组织对他的质疑,同时也受着内心深处的自我追问,并且这追问才无法逃避,一步步使他陷入到一个无比孤独而又矛盾的境遇之中。

可以这样说,他致力于币制改革,不为个人的荣辱,也不为权钱的交易,倒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飞蛾扑火。

而他在《堂吉诃德》中画出的那一段话,已可以分明地看出这个人心中所怀的人生理想,不说丰功伟绩,至少是期望以己之力,来推动这个社会进入一个“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的。

然而一己之力绵弱,哪怕心中怀着“丰功伟绩”般的理想抱负,也很难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时代之中循着初衷去走,甚至还可能在党派斗争之时被这宏伟的初衷所蒙蔽,想着“为民请命”,最终却“为虎作伥”。

各种错对,可能自己都难以评判。就像他坐于何其沧老先生身边时念的一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历史的宏大,个人的微渺,也只能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了。

他不是没有选择,只是他“选择了不选择”。萨特式的悖论,颇像梁经纶的理想之挽歌。可惜的是,他的理想始终如此地孤独和孱弱。

 

  其三,于家而言,爱情是被舍弃的“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

他的爱情,同样是他追逐之理想的牺牲品。

他让自己爱慕着也爱慕着他的何孝钰去接触方孟敖时,其实就是对这段情感的割舍。他说:“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我不喜欢,但我相信。这话足以表明他的取舍。

北平对这段情感的表现很有意思,除了那段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近景剪影之外,我记得还有一个镜头,是夜幕之下,梁经纶与何孝钰站在不同的窗前,同望着一轮圆月,情感流露,很是耐人寻味。

前期的梁经纶,还有很多细节的展现。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那一袭象征着文人气质的长衫:她闭上了眼,眼前飘过梁经纶长衫拂起的风,拂起的风将长衫飘走了……他的背影就是长衫,向来路拂去。可也就走了几步又停下了,转过身来还是长衫,向应该属于自己的那座小楼拂去。

——一个如此忧郁、博闻、热血而又矛盾的梁经纶。

 

后来老先生责问他:不敢爱孝钰,又不敢爱木兰,你是把一生都交给蒋经国了?他答道: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交给谁,先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国留学,又回到祖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

剧里没有再说下去,但我们可以想见,这番足以打动何其沧的肺腑之言,应当是叙述了怎样的一种理想与抱负。

梁经纶与何孝钰的告别之语仍是那段关于新中国的描述,没了之前带有目的性的激昂,这次的叙说颇显深沉而动情:

新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而那长衫的背影依旧如故。

矛盾孤独,又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梁经纶也依然如故。

“就连当前的现实,都不再怎么当前,梦已经趋向于一醒来就消失。”

 

在我看来,北平对于梁经纶这个人物的塑造,可谓是独到而又深刻。演员本身的气质与梁经纶这个人物的气质,其实有些违和。但撇开这个不谈,廖凡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我认为是值得赞许的。

 

书生气,文人气——何其沧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日子,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好:‘吾岂好辨哉,吾不得已也。’”

这是我在读郁达夫的传记时抄录下来的一段话。

私以为,中国文人历来大都有其风骨。即使人被政治裹挟着,被时代催逼着,他们仍不放弃那些看似虚无缥缈的气节和操守。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颇为现实的社会之中,过于强调就不免显得有些迂腐。但毫无疑问,这很必要,扔掉这些“迂腐”,社会之精神,很容易崩坏。

而历来自命清高的文人,大多数时候又被“清高”二字挟持着。我想,看不清这个世界,或许是个悲剧;可看得太清,又会是另一个更深的悲剧。

何其沧正是后者,他其实就有着郁达夫所说的这种“不得已”。

 

其一,是格格不入的政治态度。

一九四八年,这个官商勾结的党国,其腐败早已深入骨髓。而在这样的历史围困之下,学术、理想与报国,都逐渐变得狰狞不堪。

何其沧曾对女儿说,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这话不仅是对女儿的谆谆教导、苦心劝慰,也是对学术与政治分离的一种期望,更对权力纷争的一种看透。

他说自己也不懂政治,其实更多的是不愿理政治。而不理政治,即是对政治的反抗。很显然,无论南京亦或延安,都不是他的选择。

一个国府经济顾问,却不想掺和政治,颇似个悖论,只因政治与经济从来水乳交融。其实身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如何不知呢?在我看来,不过是因为他也存着一些虚妄自足的理想主义罢了。

他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参与学潮,因为心里知道所谓的学潮背后都有着政治力量在推动。而面对义正言辞的女儿,他只能略为无奈地回答:该说话时你爸会说……国民党上层我是有些朋友,可在政治上你爸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而他最开始对梁经纶的看重与欣赏,一半出于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还有一半是因为,在他眼中梁经纶只是一个“言论激进了些”的经济学教授。

他于政治,政治于他,彼此相容而又相斥。

 

其次,是清高自持的文人品格。

北平里所表现的以何其沧为主的文人品格,一半是清高自傲,一半也是民族气节。

何其沧曾说,他最讨厌那些“战争狂人”,总是“拿着枪装救世主”,初期他不喜欢方孟敖,是因为他认为方孟敖在学那些人,身上也有着很浓的美国人的做派;

他认司徒雷登这个朋友,是因为他“像个中国人”,却又不愿让女儿再称呼司徒雷登为“叔叔”,因为对方是美国驻华大使,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

家里没有一点吃的,他却仍不愿意接受方孟敖送来的美援面粉,是因为个人气节。可已拆开了的,就不愿再缝好了送回去,却是因为“做不到清高也不能虚伪”;

作为国府经济顾问,他不得不向美国政府讨要援助,心里也知道自己“早就被别人瞧不起了”。他没能像朱自清他们那样,拒领美国人的救济粮,只是委屈地在女儿面前背诵着:“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而最后重复的一声“会签字的”是那样地无奈又悲情。

是啊,在孱弱的国民政府面前,这个文人的一点清高和气节,竟如此苍凉。

 

其三,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何其沧对于政治,是袖手旁观,那么对于无辜的学生,他确是与之风雨共济的。

记得开头那场戏,何其沧坐在被围困的学生前面,愤然质问道:“把国家搞成这幅样子,又去求美国人,我请问这是什么国民政府啊?”;

以及中间那场戏,他在得知了朱自清先生的死讯后,立刻赶往了早已混乱的发粮现场,而在学生被捕后,又不惜一切代价地与方步亭去保释学生;

他不愿意向司徒雷登伸手乞讨,也知道申请了美援又会有很多人“拼命地贪”,但为了当时饥饿之国民,即使会让人瞧不起,他却仍要张这个口。

何其沧在北平之中,是币制改革的主要制定者。他心里其实很清楚,所谓币制改革不过是饮鸩止渴,要不了多久,百姓手里的黄金白银都会变成一张张废纸,可他仍旧要做,因为至少它能暂时“止渴”。

他那时无法彻底定论币制改革对于民众之生计的好坏,于是满腔怨愤地问着眼前的学生梁经纶,更是问着自己:“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是为民请命,还是为虎作伥呢?!”未曾得到回答,又颓然地跌回在椅子上,闭上眼回了一句“我最近又在看《春秋》了!”

内心之矛盾,选择之两难,也只能留予《春秋》评说了。但何其沧先生对于民众之关顾,对社会之担当,是无可置疑的。

 

——如此无奈、矛盾而又清醒的一位老先生,一位文人,一位学者。

 

二、可叹、可恨、可悲的政治悲剧

坏人,好人,江湖人——马汉山

  北平里有这样一段话:中统之不同于军统,就是没有马汉山这类人身上的江湖气。而正是这种江湖气往往使得国民党那些正规部门或正统人士遇之头疼。

所谓江湖人,在马汉山身上,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嫉恶如仇,有情有义,外再加一些偶尔的胡搅蛮缠,人物性格可谓极其丰满、可爱与真实。

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极度大奸大恶之人,也很少有纯粹的好人。人性有其可爱,也必有其可恨,若以黑白来论,大都是灰色。马汉山恰巧是一个灰色人物的典型。

 

首先,他是一个身陷贪腐的坏人。

马汉山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是一个身染北平民食调配之贪腐案的副主任,言语上是开口闭口的“混账王八蛋”,见了新调任来的方大队长,还有些阿谀奉承,送了不少礼给方孟敖。

面对五人调查小组的询问,总是闪烁其词,巧言狡辩,以试图撇清自己。而对待自己手下的人,又总是不问事实缘由、不分好恶地一顿乱批。

对于北平之学生,流露出来的态度,早期也常常是暴力镇压,这从学生群体对马汉山之深恶痛绝可以看出。方孟敖要将公主府让给流离的学生居住,马汉山虽未坚持反对,但也是满脸的不认可。在崔中石死后,学生因粮食问题再度包围民调会之际,他还对徐铁英说过“七五的时候就是人杀少了,抓少了”这样的话。

种种言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善人。

 

其次,可他又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好人。

记得当天津运来的粮食眼见着要被第四兵团抢夺走时,是马汉山据理力争,不畏眼前那个强权霸道的军阀队伍,与方孟敖一起保下了这批粮食。虽说这本该是职责所在,但其行为也算得上英勇正气。

马汉山间接杀了崔中石,心中知其无辜,在币制改革之际,还特意为崔中石妻儿留下了唯一的一箱金条,算作是金钱上也是良心上的一点弥补。

他在被收押期间,面对那个对他百般迁就、照顾,身体又不是特别好的新站长王蒲忱,送了他好些上等的虫草,并语重心长地劝慰一句:干了我们这一行,命不是自己的,身体还是自己的。这话也算是情真意切了。

而马汉山既身陷贪腐之案,必深知贪腐之处,因此了解徐铁英之为人,实际上是个利欲熏心的贪腐大员。因而,在发粮之前,便交代下属,遇到领粮的学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若遇到高粱地里那些人,“就跟他们干”。场面混乱之际,也是他,拿了老刘的手枪,一个人气势汹汹地要去杀徐铁英。

细细想来,一言一行,也不像个十足的恶人。

 

总结而言,其实他最像一个嫉恶如仇又有些胡搅蛮缠的江湖人。

北平贪腐大案刚刚铺展开一个桌角,调不到粮食又被推至台前的马汉山,面对气势凌人的五人调查小组的询问,眼睛一溜,无赖地一句:粮食在我手上,你拿去吧!

崔中石被杀之际,面对方孟韦怒不可遏的步步逼问和徐铁英事不关己的推卸责任,他“硬着脖子晃着脑袋两眼望天”,随口为徐、孙二人编了个谎,末了又自我嘲讽,只撂下一句“完了,老子都没办法替你们编了……你们接着编吧!”

后来,方孟敖因为崔中石之死而对他紧追不舍,执意与他打赌,而他偏偏又输了赌局,被方孟敖强行捉去让他请外面的同学们吃饭。此时面对民调会外那一双双怒气冲冲又满含期待的眼睛,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与钱财的马汉山,只能胡搅蛮缠般地来了一句:同学们,你们把我吃了吧!

再后来,当徐铁英拿着一纸军令来逮捕他时,他还冷嘲热讽地说了句:我姓马,可老子不是马,也不是骡子,谁叫带走就带走呀?而在徐铁英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他义正言辞地反驳道:我不是侯俊堂,更不是崔中石!拿了人家的钱背后捅刀子,不要说党国,江湖上也瞧不起你这号人!

真是“人在江湖,死也是一杯酒,活也是一杯酒。”

——何等鲜活、立体、真实的一个江湖中人!

 

二如局长: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徐铁英

在方孟韦和崔中石的谈话之中,曾提到过一种所谓的“二如将军”——杀人如麻,挥金如土。而徐铁英确如崔中石所说,是一个真正的“二如局长”。

这个经常将党国形象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要将国产、党产、私产分清弄明的警察局长,实质上却是一个扛着反腐和党产的大旗公然进行着贪腐的党国败类。

私以为,涉及金钱纠纷的事,自古至今,国人都不会弄得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弄不明白,而是不好弄明白。有时涉及情面,有时涉及利益,没法清清楚楚。我很认同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这句话,讲人情这本身没什么,糟糕的是我们对于人情的限度,很多时候也是很模糊的,这不多说,因为同样也说不清楚。

而在徐铁英这里,更是如此。拿钱就能办的事情,需要谈什么党性、公正和法律?简直像在谈一个天马行空的笑话。

 

再来看徐铁英所做的那一桩桩一件件。

法庭上,徐铁英为方孟敖辩护,不是因为对他所做的“不轰炸自己的城市,不轰炸自己的同胞”这一行为的赞同,而是出于崔中石对他所作的百分之二十股份的许诺;

崔中石调离北平之际,徐铁英在火车站将崔中石带回了警察局,也不是想要为党国揪出这个深藏在北平分行中的共产党,而是害怕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跑了,因此前来讨要钱财来了;

当方步亭许诺为崔中石向他支付这笔款子,他又立即答应了不杀崔中石,只要能拿到钱。不巧的是崔中石被铁血救国会的孙秘书设计杀害,徐铁英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腐之行径,竟不敢承认他早就知道的事实——崔中石的共产党身份;

眼见着掌握自己贪腐秘密的马汉山已无法控制,心里很明白“这个人送到南京什么都会说”,于是便恶狠狠地一句:不能留了,乱枪打死他;

徐铁英为了能贪得更多钱财,也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腐行径,对蒋经国币制改革之计划更是百般阻挠,先是不惜在谢木兰等众多学联的人面前暴露梁经纶铁血救国会的身份,后是在币制改革即将宣布之时,冲进了北平分行的金库,质问谢培东,并且查他的账目和身份,以期能销毁账册。

如此,一个贪得无厌、杀人如麻而又阴险狡诈的小人形象便跃然于荧屏之上。

 

而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成功塑造,必然离不开演员的精湛演技。

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有几处:崔中石被抓之后,他与方步亭谈判时,那皮笑肉不笑,时而凶狠、时而怯懦、时而畏惧的微妙变化可谓转换自如;崔中石死后,与马汉山的一场对戏之中,徐铁英拍着桌椅咬牙切齿地一声:“昨天晚上你杀崔中石的时候为什么不问我?现在问我,晚了!”

演技之精湛,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心中有贼,何以破贼——曾可达

在谈曾可达这个人物之前,我们先来翻看一下他的履历和背景。

抗战时,曾可达只是赣南青年军旅部的一个副官;抗战后,由于受到蒋经国的赏识,有幸成为了国防部的少将。

至于家庭背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商二代,父母都只是在赣南种田的普通农民,没有职位,大字不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蒋经国,他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官。

不似长袖善舞的政客,不似杀人敛财的贪员,也不似正直英武的将军。

——倒颇有一种吴下阿蒙的感觉。

 

唯建丰同志是从的曾可达,最初就是“太子党”纠察北平贪腐大案的一枚棋子,在经国先生心里,他不过“将才”而已。但从南京庭审到币制改革,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

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曾可达其实是一个正直、忠义之人。

 

民国时期的政治信仰,严格来说,其实并无对错之分。只是自古以来,成者王败者寇,我们极其自然地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是歧路。然而曾可达信仰党国之精神,忠于党国之领袖,究其根本而言,这并不能算作他人生的歧路。

他的命运悲剧,并非来源于他的信仰,更多地,是来源于他的性格。

即所谓,心中有贼,何以破贼!

他并不逢迎,也不圆滑,有时候还过于耿直。从他与建丰同志,与梁经纶,以及与方孟敖的谈话中可知,曾可达信仰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反对贪污腐败,视共产党为敌对方却又敢于佩服一个共产党,而对于结党营私、官商勾结之行径同样嗤之以鼻,本质上,是个忠义莽直之人。

就像他自己所传达的经国先生之指示:中国的未来应该属于我们有志气、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们,这些青年一旦组织行动起来,就可以洒热血、抛头颅!

我认为他真的是信这话的,并将自己视为这群青年中的一员。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一个场景:

在华北剿总司令部开会时,陈继承一面搬出总统“忠孝仁爱”的谆谆教导,一面又盛气凌人地说了一句:自己的人一个也不能抓,就是错了,也不能抓。

此时,面对眼前一众将领,曾可达是这样回话的:总统教导我们的是八个字,前面四个字是‘忠孝仁爱’,后面还有四个字是‘礼义廉耻’!党国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太多人忘记了这后面四个字!

面对着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这段话,已经很可以概括他的价值观了。而北平贪腐之案,尤其需要他这样忠诚正义的人去执行。蒋经国选中了他,其实是有其考虑的。

 

而故事进入后半段,他却渐渐地从一枚棋子,变成了一枚弃子。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更像一种必然。

曾可达不像王蒲忱那样“会做人”,也不像梁经纶那样广识博闻。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并未读过多少书的凡常之辈,无法担负起蒋经国给予他的重任。

 

他和梁经纶有些相似,又很是不同。

他们对党国同样都怀着美好的热望,期盼以其“铁血”来“救国”。“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又遵循建丰同志“用人要疑,疑人要用”的指示,期望通过币制改革来清查贪腐,换得一个清明盛世。

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梁经纶知道自己的愿望终将幻灭,因此他时刻处于奋进与幻灭的矛盾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病入膏肓的党国早已无药可救,最终慢慢背离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党国。

而曾可达的视野和学识都远不如梁经纶开阔渊博,因此他少了很多矛盾与纠结,却也怀抱了太大的幻想。而期望越大,失望越甚。最终,放手一搏的曾可达不过只是用生命为这腐败至深的党国唱了最后一曲忠义之挽歌罢了。

 

这里送给曾可达一句并没有歧视意味的话:改变世界的一定是知识分子,不会是农民。当然,也不会是他这类的将才。前半句是从别人那里引来的,后半句是我擅自添加的。

不得不说,曾可达其实有一些愚忠,经常是“明白了要执行,不明白也要执行”。而他又不够聪明,摸不透建丰同志的用意,做的事也常常南辕北辙,这也决定了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枚弃子。

哪怕我很不喜欢方孟敖最后对他“一个专和有钱人过不去的人”的盖棺定论,仍然要承认这话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他的学识和出身决定了他的观念,也决定了他的政途,那么他的“坚决反腐”多少是出于忠义,多少是出于“和有钱人过不去”,这仍然值得商榷。

而他最后的自决,也多少是有些可悲。

 

三、主义,理想,信仰

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崔中石

方孟敖说,崔叔是一个清贫又忠厚的人,而谢培东这样回复方孟敖:共产党都清贫,你说的忠厚,也没有错。更准确的评价,中石同志在我们党内,属于毛主席说的那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那么,何为纯粹,何为高尚?这两个词,太过高远,也太难以触及,那么让我们回到祖峰先生的演绎中去体会。

 

倘若不提及信仰与主义,崔中石似乎一直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温文尔雅的文弱书生模样,时而温润,时而还有些狡黠。

在外,他认真地为北平分行走账,也圆融地为营救方孟敖四处活动。当五人小组传召时,他儒雅而沉静地接受调查,还能适时地顾全官场的两碗面——“场面”与“情面”,抢先在情理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内,他迁就时常无理取闹的上海小媳妇,并对一双儿女严加管束,可谓家教严明。在北平分行,为无数官商走账,自己却始终一贫如洗,甚至还需要方家偶尔的接济。就这样一个生活清贫的先生,对客人却始终是和善安逸的笑容。

 

他的纯粹和高尚是之于他的信仰与主义而言的。

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崔中石不愿让谢培东接手北平分行那些账册时,谢培东似有意似无意地问了一声:是担心我对付不了国民党那些人,还是担心那些账册经不起组织审查?

那时候一向文弱的崔中石立即站了起来激动地反驳道:“为国民党中央银行走账,把那些本应该属于人民的钱一笔一笔地转到国民党贪腐官员口袋里去的那个人,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崔中石,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崔中石。”他作为一名称职的北平分行职员,尽管心怀负罪,依然要去做这些事。

他并不担心组织的审查,认为“审查也是应该的”,而谢培东那一问,显然是触碰到了崔中石一直以来的痛处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心中最容不得自己受到这样的质疑。

这可算得上是他的纯粹。

 

而若谈高尚,最为触动我的约莫是这样几处。

首先,是他对地下工作的两次护佑,令人钦佩。

第一次,是当各方势力对他的怀疑接踵而来之时,他始终以保护自己发展起来的特别党员方孟敖为先。崔中石心中很明白,这一次自己恐很难躲过。哪怕“很难”并不代表“不能”,而他却已无心离开。

临走之前,他彻彻底底地向方孟敖否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甚至为了让方孟敖相信自己一直以来都在骗他,从而让他能纯粹地以私人感情去找徐铁英他们讨要说法,甘愿于夜幕之中跳入水中,以证自己对他确有欺瞒,哪怕他过去说的“不会游泳”根本就是实话。

 

第二次,是崔中石在被枪杀前与谢培东的那次谈话中提到的。他说那几日他一直关在家里整理那些账目,总是觉得“每一行数字后面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因此,在调离北平之前,他擅自将许诺给徐铁英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划到了“代表人民”的民主派人士的户头之中。

他既要离开这岗位了,便再也不想为那些贪腐要员们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洗干净了转到他们户头上去。这是他一直想做的,却又一直不能做的。现在明知道这样做会暴露自己,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他仍要求一次这样的“无愧于心”。

 

其次,他对个人情感的两次舍弃,令人扼腕。

第一次,是舍弃原先的爱人,娶了现在的崔婶,并和她生了两个孩子。

世上本无崔中石,有的只是崔黎明。

为了理想与工作,崔黎明早在十年之前就将自己的爱情连带着他的名字一同抛了出去。于是他变成了沉稳内敛的文弱书生崔中石,又娶了组织安排给他的小家碧玉叶碧玉。

一个掩护用的身份,就这样断送了他一生的爱情。看得出来,他并不爱叶碧玉,他俩的人生观、价值观也相去甚远,他们之间更多的其实是责任,以及衍生而来的亲人间的殷切关怀。

记得崔中石后来曾鼓起勇气对谢培东说道:还有一个我对不起的人,您以后如果能见到,帮我带句话。而谢培东误以为他说的是方孟敖,答了一句:你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这时的崔中石只是一丝苦笑,慢慢地说道:看来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这一举手一投足,皆是他一生的苦楚。

 

第二次,是身份暴露时,绝然舍弃生命与妻儿,选择了坦然赴死。

本有机会安全撤离的崔中石,却选择了暴露自己,是保全方孟敖,也是成全自己的这一点私心。他知道叶碧玉私配了账房的钥匙,泄了一通怒火之后,仍旧要让他们先送去上海;后来身陷困境,他为了让妻儿安心,哪怕是欺骗,也要写那一份温情脉脉的家书——那也是他留于叶碧玉的最后几声叮咛。

崔中石向来容忍妻子的无理取闹,也容忍妻子的妒忌猜疑,甚至容忍妻子的贪图小利,也不知道这些“容忍”,究竟是因为“忍让”,还是因为根本就不爱,因而表现得有些无所谓。然而再来看他对儿女的教育——伯禽和平阳都一样尊敬长辈,礼貌待人,懂事而乖巧。

儿随父母,这样想来,忍让与谦和,始终是他的本性吧。但无论怎么说,他的两次舍弃,都算得上高尚,可同时,却也是薄情。

但这一点点的薄情,是其短板,却也是他“纯粹与高尚”的集中体现。

 

这里再将一句名言改了送给崔中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纯粹的无产主义者不需要骨灰。

 

月印万川——谢培东      

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孑然一人,算得上是这个人物的一生。

这部剧里的主旋律部分大都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现——潜藏多年,身居要职,沉静稳重,思虑周全,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他的亲情、爱情乃至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所热衷的事业。且不论我们对所谓主旋律的态度是如何,是赞赏或是厌恶,但我以为,对于谢培东这个人物所一贯秉持的那种赤子之心,我们应当心怀敬畏。

妻子离世后的谢培东,抱着年幼的女儿投靠内兄,国共合作时期,与其并肩而行;国共对抗之际,则在其身边潜伏多年。记得当方步亭得知这个妹夫的真实身份之时,那种震惊甚至略带一些心酸的感觉,全部流露在眼神之中。

书里这样写道:看着谢培东站在那里吃饭的孤单身影,方步亭陡然想起,老婆死了,女儿也死了,这个妹夫,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人!

 

那日坐在倾盆大雨之中的汽车上,谢培东心里很清楚,女儿已经回不来了。

他的耳边仿佛出现了木兰喊他“爸”的声音,于是凝神等待着,但愿它不是幻觉。而眼前也已慢慢闪现了女儿向他跑来的场景--谢木兰顶着大雨,拍着车窗,大声地叫他“爸”——可分明就是幻觉。

这场大雨,和他当年抱着木兰去投靠方步亭那天的何其相似。

可打开车门,看到的却是王蒲忱那张看不清、摸不透又令他厌恶的脸。

当谢培东从同志之处得知唯一的女儿已死,一把年纪又一向沉稳的谢培东终于一下子双手掩面,泣不成声。而为了让国民党以为他们还未发现梁经纶真实之身份,回到方家之后,他又对着满桌之人故作轻松之情态,强颜欢笑,仿佛真的相信木兰已经去了解放区。

一帧帧、一幅幅都是谢培东那隐忍深沉的脸。

何其无奈,何其伟大,又何其沉痛。

 

记得曾可达曾以“月印万川”来形容崔中石,他对方步亭说“中共那个月亮,只要给一盆水,就能印出一个月亮”,而方家的那盆水,就是崔中石。然而仔细想来,方步亭身边真正的“川中之月”,真正的“江河湖泊”,其实是谢培东。

这个月亮,在天上挂着,只那样一个,可照到地上,印在江河里,便有了千万个。崔中石是一个,方孟敖是另一个,还有其余的千千万万个。哪怕这是主旋律,却倒并不显得那样生硬,反而多了些柔情。

 

月色朦胧下的北平,像航拍的照片,像沉睡的史诗。

全剧进入尾声之际,独身一人的谢培东,望着幻影之中手捧鲜花的女儿木兰,终于慢慢地露了一张笑脸。

“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

 

四、迷茫与热血

红酒、雪茄、“夹生饭”?——方孟敖

方孟敖出场不多时,有一位军官向曾可达这样形容他:“……不就是一些开飞机的嘛,尾巴还真翘到天上去了。我们荣军招待所什么高级将领没接待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夹生饭’。”

所谓“夹生饭”,用它来形容一个人,大约就是敏感,自我,不太好相处的意思。这倒和最初何孝钰对方孟敖“很难接触,很难沟通”的评价有些不谋而合。

这个无数次飞跃死亡驼峰的人,这个不愿轰炸自己同胞的性情中人,这个对贪官污吏不屑一顾的人,这个喜欢新月派诗歌、敬佩闻一多先生、崇敬周恩来先生的方孟敖,身上却还带着几丝浓厚的美国人做派——喝红酒,抽雪茄,行事一副美国飞行员的腔调。

他不懂经济,却要去查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的贪腐大案;他埋怨父亲,于是成为了政治斗争中射向他父亲的一支利箭;他是特别党员,却从未被委派执行过任何任务,偶尔还和组织失联……凡此种种,总结而言,他表现出来的就像是个只会开飞机的鲁莽、冲动之人。

但抛开这些繁杂的标签,我感受最深切的,是他作为一个进步青年,求国之生存、求家之生存时的矛盾与挣扎。

 

他没有能力吗?

倘若他是个只会开飞机的莽夫,就不可能受到国共两党对他的重用。国共最后决战之际,两党除了争经济,争民心,更是在争人才。作为两党相争的对象之一,方孟敖无疑确为人才。

蒋经国重用他,最初是因为他那番对当时战局的独到见解;崔中石发展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忠义且有能力之人;梁经纶也未轻看他,是因为他对于党国同样是一个可用之才。

无论是早期那一句“崔叔除了给我谈我们党的信仰,叫我隐蔽,从不跟我谈具体任务”中流露出来的些微怨愤和不满,还是后来让他去美国时,他歇斯底里的几句反问:“那你们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同不同意去?……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一个只会抽雪茄,爱喝红酒的人,什么都干不了?!”,都显露了一种无处报国的痛惜与憾恨。

其实仔细想想,很可以理解他。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立有赫赫战功的将才,抗战胜利之际,却成了一个只能被别人护在身后的“特别党员”,还被要求去当一个美国大使的武官,心中之落差,可想而知。

而他,又偏偏不是一个无能之人。

 

他没有热血吗?

记得北平极为打动我的是郊外发粮的那一场戏。

方孟敖面对着台下拒领救济粮的学生们,心中百感交集。他略带心酸地说:“同学们,我现在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很难受。我们这个号称世界四强之一的国家,却要靠另一个国家的施舍援助,才能不饿死人,那是因为我们贫穷落后。”

作为一个有志向、有追求的青年军官,他显然与学生感同身受。可他也知道这些救济粮对于饥肠辘辘的东北学生而言,有多么重要。

此时一番演讲,慷慨激昂。

“……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这个人是清华著名导师,梁启超先生,他讲过,少年强则中国强……我向大家保证,所有从我手里发下去的粮食,我都会写一个欠条……我们今天领的粮食,不是他们援助的,是我们借他们的,我们有借有还!”

台下掌声雷动,作为观众,内心也是无比震撼的。

一阵荷塘月色的齐声诵读,不禁令人热泪盈眶。

  

表面上张扬跋扈的方孟敖,内心积聚的都是对家与国的殷切期望。

仔细品味之后,就连“张扬跋扈”这个词都是有待商榷的。

作为一个世家公子,他其实是温柔儒雅的典型。我们之所以觉得他盛气凌人、目无余子,是因为他大多时候都在对抗——与贪腐的徐铁英之流对抗,与想策反他的铁血救国会对抗,与只保护他而不起用他的地下党对抗……

 

他的气度不凡、温柔儒雅主要体现在与两类人的对手戏当中。一是马汉山这样的江湖中人,一是以何孝钰为主的女性角色。

初来北平之时,他便与这个被贪腐大员推到台前当替罪羊的马汉山针锋相对;后因为铁血救国会借刀杀人将崔中石之死嫁祸给马汉山,两人的矛盾逐步升至顶峰;但最后在几番恳谈之下,方孟敖知道马汉山这个性情中人其实也不过只是一个棋子,继而两人之间变得惺惺相惜。所谓红酒对可乐,一半壮行,一半祝福,他如数赠予马汉山。

这是他的气度。

何孝钰作为方孟敖的青梅竹马,两人阔别多年,再见时难免有些无措。而方孟敖除了是个世家子弟,更是个进步青年,他从来尊重女性。当他因汽车开得太快受到何孝钰批评时,他欣然接受改正;当他双手托着木兰与孝钰,放下时又觉得玩笑开过了时,立刻向对方道歉;当他进了木兰房间,无意碰到女孩子一件物品时,眼神中也尽是尴尬;哪怕对于作为继母的程小云,一句“妈就是妈,不是什么小妈”,也尽显其君子风度。

这是他的儒雅。

 

刘烨的演绎曾为很多人所诟病,譬如他略显呆滞的面部表情,略不相称的后期配音等等。但一部哪怕戏骨云集的剧,没有主角精湛独到的细节把握,其实是很难撑起来的。我们素来称表演为艺术,而艺术从来没有顶峰,也无所谓什么完美,艺术是不断进步的东西。或者可以这么说,不完美就是完美。

哪怕方孟敖在北平里这个出色的作品中稍显逊色,但这个角色本身仍可作为一种艺术品来呈现。

 

“盼乌头马角终相救”——方孟韦

私以为,北平表现的是一种时代的大悲,在这大悲的帷幕之下,蕴藏着无数的小悲。而方孟韦这个人物,就体现了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小悲。无论他的性情,还是他的理想,都与北平的整个大环境不太搭调——这个人物太通透,太干净了。也正是这种通透与干净,集中地构成了他的“小悲”。

在他身上,有家庭与理想的对抗,有警察局长与进步青年的分歧,还有爱情的无奈与悲凉。

 

学生时代,他便面临“遵从父亲之命”与“坚持个人追求”的两难。

抗战时期,母亲与妹妹在战争中殒命,哥哥与父亲决裂,在此家庭剧变之下,他又放弃了继续读书的理想,听从父亲的安排,进了三青团中央训练班。撤团并党之后,他又调入警察局做了副局长。

如果说梁经纶是个思想上没有选择的人,那么方孟韦则是个现实中没有选择的人。他赫赫的简历之上,写满的并不是他对自己光辉阅历的骄傲,而净是理想与父命之间的两难。

 

家庭之中,是面对“有过之父亲”与“无过之小妈”之间的矛盾。

母亲和妹妹之死,实际是父亲为了运所谓“党产”,而罔顾亲人性命,间接造成的。然而方孟韦是个孝顺父亲、听从父命的人,他不会选择像哥哥那样与父亲决裂,但他心中也是无法彻底原谅父亲当年的过失的。

此时的他别无他法,而取代了他母亲之位的小妈就此成了他发泄怨愤的替罪羊。小妈的一把好嗓子,却不能在家里一展歌喉;明明是名正言顺的续弦,却被迫住在了小院。这不禁让我想起,梁经纶说的一句话,他说几千年了,中国的女人从来就没有喊过饿。程小云,则完美地呈现了这句话的含义。

好在明事理的方孟韦并不是个固执的纨绔子弟,他的“怨”其实也含着对小妈的某种“怜”。演员在两人一场场的对手戏中,将角色的这些情感矛盾,如数倾吐出来了。从最初的水火不容,到后来的大闹警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完成了方孟韦整个人物性格的转变。

 

党国之中,是夹在“无辜之学生”与“残暴之军队”之间的痛苦。

记得开篇第一场戏,就是方孟韦穿着挺拔的军装,到燕大来抓学生。他个人反对七五学潮时枪杀学生之行动,却又要因为职务之由,不得不去参与抓学生的活动。而名为来抓学生的方孟韦,他的每一声号令,却又都以保护学生为目的。

学潮现场,饥肠辘辘的学生唱起了国统区的禁歌——团结就是力量。

与此同时,第四兵团那凶神恶煞的军官,与站在警车上,蹙眉凝望的方孟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形势的步步紧逼,眉头紧锁、满身是汗的方孟韦很清楚,一旦冲突发生,就将是北平第二次的“七五事件”。

这个年轻干练的警察局副局长,始终立于一个难以抉择的尴尬之地,一边是他理应效忠的北平警局,一边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偏向警局,他将面临着良心与信念的诘问;偏向学生,那么他便站在了培养他的党国的对立面。

 

谈及信仰,他身在国民党警察局,却又处在一群共产党员身边。

  顶头上司,是贪污腐败的警察局长;挚友亲朋,是清廉如水的崔中石;家中兄长,是深得重用的特别党员;倾慕对象,是热血冲动的学联成员……

身处于讳莫如深的警察局中的方孟韦,就仿佛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他始终秉持着纯净简单的本性,与污浊复杂的现世对抗着。他没有深藏不漏的多重伪装,没有坚定不移的党派信仰,也没有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个人以为,在北平之中,方孟韦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角色,也是许多人心里,如同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只是时代相差,命途相弄,比起普通人而言,方孟韦有他自己的痛苦。

 

而说到爱情,最终也只落得一句“盼乌头马角终相救”。

恩怨分明、喜怒于色的方孟韦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梁经纶的不屑一顾,哪怕这个人博学多闻,哪怕这个人深受学生拥护,哪怕这个人可能与他一样有血有肉。

但其实他也不是纯粹地为了自己的爱情,一个连父亲他们对崔婶一家那样善意的谎言都无法欣然接受的方孟韦,怎么可能会喜欢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深不见底的梁经纶呢?

而小说也是开场未几便写道:“方孟韦连他的那身长衫都不愿扫一眼,何况那张貌似倜傥却总是深沉的脸”。

方孟韦的爱情是细水长流型的,但当时一心扑在所谓革命事业上的谢木兰,完全不能体会这种情感的珍贵之处。其实站在她的角度想想,也可以理解。一个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热血精诚的学者教授,怎么样都比一个“助纣为虐”的警察局长要来得理想多了吧?何况,这个教授,还是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而最后,谢木兰宁可与她心中被主观塑造得高大无比的进步教授一起蹲监狱,也不愿意跟对她怀着殷切关怀的方孟韦回家。于是,理所当然的,她最终成为了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枪声刹那响起,忽的惊飞了墙外的鸟。

而谢木兰的话还言犹在耳:“好奇怪,今天山上好像一只鸟都没有。”

在那一头,方孟韦又落笔又落泪地写道:碧玉吾妻。

每一次镜头的切换,都那么令人为之扼腕。

 

其实细细想来,无论是对待友情、亲情抑或是爱情,都可以用“盼乌头马角终相救”这话来概括方孟韦的态度。对于崔叔,他知其身份,却仍要保他;对于大哥,他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对于木兰,他满怀深情,却无力干涉;对于小妈,他心存同情,却刻薄相待……

始终带些理想主义的方孟韦,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分明身处其中,却又常常置身事外。每当人物无助时,便神来几滴泪。

真是无尽趣味。

 

五、极具魅力的女性形象——小云、碧玉

程小云和叶碧玉,这两个性格相去甚远的女性人物,在北平之中,却都怀揣着夺人眼球的技能。粗看时,一个如阳春白雪,一个似下里巴人,细看时,恍然觉得哪有类型之分,表现的其实都是典型的女人。

 

温文尔雅的程小云,有着一把好嗓子,每每“浮云散,明月照人来”的音乐一起,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那张端庄贤淑的脸庞。无论方家之外的环境如何嘈杂繁复,只要镜头切到程小云身上,便让整个画面拥有了一种娴静的美感。

在十多年的父子对峙之中,程小云蓦地出现在了这个家中。为了不让父子矛盾激化,她尽了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大努力——收敛一副好嗓子,从不在方孟韦面前哼曲子,打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从不和这对父子同桌吃饭……

她的忍让、柔弱和顺从几乎让人觉得她只不过就是一个依附着方步亭生活着的“花瓶”。但随着剧情铺展开来,我们终于不得不对这个伟大的女性刮目相看。

她没有才华吗?可她接触过许多官宦大户;她心静如水吗?可她跟着方孟韦大闹了警察局;她平平无奇吗?可何其沧老先生只肯买她的账……

大闹警局那场戏,恼羞成怒的徐铁英质问道:你们方家就这样纵容孩子吗?程小云只是坐着动也未动,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慢慢地说:不是纵容,是承受……痛苦还有希望,我们都和孩子一起承受。在老奸巨猾的警察局长步步紧逼之下,她仍然能淡定地说出“你还不明白吗,倒在地上的是你”这样的话。

 

谈到这里,不得不说,中国的女性从来是一个令人叹服的存在。于内,她可能始终温婉如水得漏不出一丝尖锐之气,可一旦走出去,却又独立自强得仿佛能为亲人们撑起一整片天空。程小云是这样,叶碧玉也是这样。

家人让她们变得柔软温和,却也让她们变得无畏无惧。

 

精明活泼的叶碧玉算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

面对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的丈夫,她诸多抱怨却也只是抱怨,仍不停地为了家里的生计而奔波劳累;面对懂事明理的孩子,她虽然偶有无理苛责,却处处严格要求,实为“树人”。她辛苦送宵夜给崔中石,却莫名挨了一顿骂,也并不计较,只不过还几句嘴;她好不容易盼到回上海的日子,还把一个个樟木箱子,一件件行李宝贝得仿佛是稀世珍宝似的……寥寥几处刻画,一个精打细算的街巷小女人形象便跃然于荧屏之上。

倘若没有崔中石之死,我脑海中的叶碧玉可能永远停留在小气、精明、会打算,偶尔还有些蛮横无理这几个形容词上。但崔中石已然撇下妻儿离去了,独身一人的叶碧玉只得一肩扛起家庭的重担,而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伟大之处也就此显现出来。

她再也不是那个纠缠于小恩小惠的崔中石之妻了。面对施以援手的方家人,她深明世道之艰难,于是婉拒了对方的帮助。即使自己的生活困顿得无米下锅,依然未曾向方家讨要一分一厘。

而对于崔中石的离去,她心里或许早已有了答案,可直到真正见了墓碑,才终于让眼泪落下。面对孩子的疑问,她哽咽的一句“阿拉窝里亲眷”,万般辛酸苦楚,终凝结于此。

 

此两类民国之女性,纵无超世之才,却真正地拥有坚韧不拔之志。为其亲人,为其生活,也为其国家。诚如狄更斯所言,善良的人会把生活中的黑暗变成光明,其意也可比肩了。

多年之前,当我第一次读到翟永明的《女人》时,并不能理解许多诗歌中的深意。但如今具象化地去比对,仿佛倒有了一些别样的理解:

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穿着肉体凡胎,在阳光下/我是如此眩目,是你难以置信。

诗歌它如此隐晦而深刻,字里行间渗透着女人的柔弱与坚强,永远有着无限解读的可能。

 

行文至此,洋洋洒洒,却大多都只是一些个人的浅薄之见。但这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为个人偏爱的《北平》,聊表心意。若有言语失当之处,但愿无伤大雅。文题这八个字,赠予北平中人,也赠予各位看客,以及作为看客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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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可能是个健忘的人,没事翻翻手机,看到有个LOF的APP,还总要先懵一会儿。以后要常常想起,常常更新。

我的剧评都不是剧评,只是聊聊——闲谈而已,大家随意看看就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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